现在的北京户口很难办，以前更难，而且是根本找不到出路的难。我三姨家就非常典型，1968年的老三届，女一中（现在的161）毕业就去了山西。说是当时注销户口还是要花钱的，三分钱。但就是这三分钱，导致十八年之后她的户口才迁回北京。

我三姨夫好像也是哪个名校毕业的，八中吧，反正是西城的，都是当时的高材生。但就是这些高材生，以18岁的年纪就离开父母，离开北京。汽笛一声肠已断，从此天涯孤旅。

幸运的也是因为他们的学习好，所以在山西的生活并不差。两人都当上了村里的老师，到1978年的时候，我姨夫已经是县里的小学校长，三姨也在教育局，工作都不错。所以到恢复高考的时候他们没参加，后悔了一辈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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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是1980年前后，姨夫的父亲退休，让这长子回北京接班，于是两人在山西办完婚礼后，姨夫就先回到北京了。酒仙桥，在当时挺不错的国营大厂，我后来还去红霞看过电影呢，就是从市区骑过去远了点儿。

姨夫应该是一回北京就去申请三姨的户口了，但回复是：夫妻两地分居十五年以上才有资格，否则厂子里也没有名额。15年，那几乎就是等退休了。所以说当年的办户口比今天难的多，哪怕就是到15年了也未必有空额，一切都是未知数。

然后他们就考虑“互调”，也叫“互换”，就是找到一对同样是北京山西两地分居的，条件还得差不多。然后其中一方互相换工作，户口也就换过来了。

但这哪儿那么好找啊，几乎就是大海捞针。反正我印象中我爸妈那几年都跟特务似的，甭管逮着谁都问是否认识两地分居的？只要有差不多的就通知姨夫，他拎个点心匣子就去登门拜访，有枣没枣儿的先打三杆子再说。

最远的一次是怀柔喇叭沟门，打听到有一家是两地分居，然后我爸陪着就去了。200多公里啊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俩人怎么去的，反正是两天才回来，还是白跑一趟。

那会儿这种想互换户口的有的是，除了我三姨家还有小舅也是，我爸这边还有老姑也在折腾，都是先回来了一个，另一个说什么也没门路。

着急户口的同时还有房子呢，姨夫厂子应该是要分房，如果是夫妻就能有资格。而单身的就只能是筒子楼住宿舍了，还是跟几个光棍儿一块儿住。反正那一阵子甭管哪家都是乱哄哄的，讨论的永远是怎么调工作落户口，求什么人送什么礼，还有各种新政策什么的。

我表妹就是政策的产品，本来说是没想要她，但打听到新政策是有孩子才好调回北京，于是才要了她。三姨怀孕的时候都得北京山西来回跑，挺着大肚子的难度可想而知吧。而且那个年代的民风还特别淳朴，三姨被车匪路霸抢了两回，最危险的时候还被踹了肚子，差点儿掉了。

所以后来再来回跑就是姨夫陪着，那收入就全都花在路费上了，还借了不少钱。那会儿换户口也不是空口白牙的，都得给钱，否则人家凭什么拿北京的换山西的啊。具体行情也不是明码标价，都是看各方的情况来协商。

我三姨是在当地教育局，属于清水衙门，而那会儿北京吃香的都是国营大厂，所以得多给钱才有可能成功率高。可就算多给钱，教育局不是随便换来个人就收的，至少也得有高中文凭，就这一项就难为他们了，几乎是万里挑一，根本找不到。

简单说吧，反正那几年是真的很为难，光我看见我三姨大哭就得好几次，都是从有希望到绝望的那种痛哭。诺大的北京城，就是没有曾经北京人的一个落户资格。

尤其是生我表妹的那段时间，1984年，是既没钱也没粮票，急得姨夫都去卖血了。当时我爸也不是从哪儿弄回来的白薯，当粮食分给各家亲戚换回粮票，让他们一家三口熬过了那几个月。

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这白薯，真的是好东西，特别占地方，好像没怎么吃就饱了。但也好像是不扛时候，还特别通便。所以那会儿的感觉是不能随便上厕所，要不然饿的太快，出了茅房就看什么都像烧饼。

一切的问题应该是1985年前后解决的，新政策明确规定让解决知青的两地分居问题。我爸在单位先看到的文件，楞是抄下来让我给姨夫送去的。那会儿他们在丰台南三环租的房，农民房一个月五块钱，我和表哥在村子里打听了好久才找到。

我三姨看到手抄报的瞬间都傻了，然后就疯了，立刻骑车找我姨夫去了。我和表哥看着床上的小表妹也懵了，这怎么哄啊？

有了文件好像也挺难办的，反正又折腾了好久才落回的户口，包括表妹的，费了大劲了。按三姨的说法是拿到户口本的时候特平静，既没有兴奋感也不想庆祝，只是觉得那些年太累太累了。而拿到户口只是回北京的门槛，之后的就是找工作和找房子，一步一个坎儿。

当时我特别不理解他们的这些折腾，因为我去过山西，他们的房子很好，工作也好，那何必回北京受罪啊？我妈当时长叹一口气，说：北京是家啊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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